市场营销学是一门随实践发展不断演进的学科。中国立足市场化改革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推动市场营销学完成了从引入传播、建制推进到体系成熟、转型创新的发展跨越，在此过程中，也逐步摸索出一条契合中国情境、彰显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并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积累了构建中国市场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基础。面向未来，中国市场营销学还需要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立足中外对比构建原创性理论、立足学科交叉拓展新范式，以理论创新、教学创新、人才培养创新、评价机制与学术组织创新、话语创新为核心抓手，构建充分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的中国市场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东北财经大学全程参与并切实推动了中国市场营销学的发展进程，在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等方面作出了标志性贡献，为构建中国市场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范例。

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提升财政学学科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内在要求。本文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财政学的探索历程、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重点提炼东北财经大学在财政基础理论构建、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中形成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和标志性成果。研究表明，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始终植根于中国实践、服务于国家治理，呈现鲜明的主体性、本土化和体系化特征。东北财经大学作为新中国财政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在财政基础理论构建和财政史研究、基于市场化改革经验的财税理论原创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财政理论创新等方面作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贡献，形成了以史鉴今、问题导向、理论原创、知行合一的学术传统，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学理支撑、实践经验和学科范式。新时代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进一步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强化标识性概念提炼、原创性理论建构和体系化知识整合，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是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支撑新格局的重要基础，也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实现层次主要涵盖宏观意义上的所有制经济协同、中观意义上的产业链协同和微观意义上的要素协同。协同发展视角下国有企业改革的使命任务在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产业链布局结构完整及保障产业链整体安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协同发展视角下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取向必然向高水平混合所有制经济下的目标状态收敛，具体表现为形成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国民共进”新生态、强化国有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和创新主体地位、适配国有企业多重使命的双元目标体系。协同发展视角下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坚持分层分类的基本思路，围绕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的资源能力异质性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领域差异性，有序地、差异化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产权边界，合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着力构建化解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制度逻辑冲突的常态化机制。

基本创新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演进的核心动力，也是大国兴替的重要变量。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大国竞争通常通过强化战略需求、资源动员和制度协调，催生重大科技创新，进而推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早期阶段。本文基于“基本创新—大国竞争—国家赶超”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外部高强度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加大了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和创新体系运行失衡的风险，但也可能在中长期通过“压力—反应”机制倒逼自主创新，激活中国的创新潜能。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已具备相当积累，但在关键核心技术、技术标准话语权、创新生态系统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中国应把握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窗口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企业原始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稳步推进创新赶超。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深刻重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也使技术进步超越纯粹的工具理性范畴，演变为技术主权与国家主权深度交织的政治经济学议题。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当代科技竞争实践，从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联、人工智能的潜在陷阱、人工智能对技术主权的特殊意义等三个维度展开分析，论证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表明，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需构建自主技术体系，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突破生产力发展瓶颈、防控技术依赖风险、掌握人工智能发展主动权的关键路径，本文的研究可为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组织形式，其价值实现逻辑正逐步从价值共创向价值共富演进。本文聚焦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实现机制，探究其价值共富的理论逻辑、运行机制和推进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富的底层逻辑在于价值理念重构、价值目标转向、治理范式转型的三维变化，本文构建了以“公共价值—分配正义—生态共治”为核心的价值共富分析框架。第二，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富进程中面临公共价值碎片化、合法性与支持碎片化、运作能力碎片化等困境，需要通过场景驱动普惠性价值导向破解公共价值碎片化困境，通过制度和技术双轮赋能破解合法性与支持碎片化困境，通过内生活力破解运作能力碎片化困境。第三，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需要加快形成“主体—场景—行动”三位一体的推进路径，从联结多元行动者、拓展数字场景和调适行动路径等方面入手，打造价值共富生态网络、创新价值共富数字应用、提升价值共富融合质态。本文基于“价值共富”这一概念，构建了理解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富的本土化理论框架，为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植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正日益成为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群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碳减排，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产业集群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环境信息披露、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碳减排；企业绿色战略导向和政府环境关注程度均正向强化了数字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对企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数字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对企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发生在非重污染企业、大企业和城市群企业。本文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优化碳减排政策设计、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治理正在深度重塑劳动力市场。本文系统分析了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赋能效应、现实挑战和规制路径。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已初步形成多层级政策覆盖、多主体协同参与和技术工具逐步落地的数据治理格局。从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赋能效应来看，数据治理有助于改善就业生态和提升就业质量。尽管数据治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赋能效应突出，但在岗位匹配、人才结构、就业环境和市场公平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针对数据治理在优化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的多元约束，中国应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完善技能信号传导机制、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和强化算法公平规制，进一步优化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环境。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数据治理体系改革，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传统依赖劳动力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新的现实压力。本文以2000—2023年中国270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人工智能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能够抑制城市经济增长，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人口老龄化通过缩小就业规模、降低劳动生产率和阻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城市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对人口老龄化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地区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统筹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培育新增长动能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