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日益复杂的数字经济治理挑战，合规监管正在成为中国实现常态化监管的关键路径，是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从理性忽略视角来看，企业管理者的信息通道容量有限，加之内部组织冲突和外部竞争压力，会对合规风险产生理性忽略，进而引发一系列损害竞争与社会福利的行为。因此，合规监管需要构建企业与政府的双重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企业层面，构建以合规部门为核心的信息通道，加强内部沟通，抑制对合规风险的理性忽略；在政府层面，优化合规监管的制度设计，实施必要的合规激励，提高企业管理者对合规风险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合规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有效落实提供了学理支撑，为完善平台企业的双重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真正具有解释力与指导意义的货币政策理论，不是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抽象模型，而是对特定国家发展道路、金融结构、制度安排和各类风险挑战的系统回应。只有立足本国实践深化理论阐释，方能在政策层面牢牢掌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本文系统梳理了货币政策研究发展简史和1949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着力揭示货币政策理论演进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从国际视角出发，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主流货币政策理论范式的形成背景和适用边界，分析其与各国经济结构、制度环境、风险冲击之间的互动逻辑。另一方面，立足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与发展阶段转换的宏观背景，梳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从学习借鉴起步，逐步转向以本国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自主建构阶段，并进一步迈向体系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并结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的长期求索与实践，总结探索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构建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构建中国经济统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从而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奠定基础、提供战略支撑。本文基于国际视野梳理经济统计学的理论起源和发展脉络，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历程，并重点阐述中国经济统计学在学科体系、理论创新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揭示中国经济统计学在对接国家治理需求和适应经济制度变迁中不断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着重论述东北财经大学在搭建学科平台、培育专业人才、编撰权威教材、开展学术研究、服务政府统计实践、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完整呈现中国经济统计学从借鉴吸收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进程。本文指出，构建中国经济统计学自主知识体系需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实践，兼收并蓄中外成果，面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质生产力等新议题，持续推动统计理论、核算框架和测度方法创新。作为中国经济统计学的重要学术阵地之一，东北财经大学在中国经济统计学领域的长期探索反映了其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深厚积淀、鲜明特色和创新活力，为构建中国经济统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经验。

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要素组合、变革农村金融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以要素重构为核心，构建农业生产端与农村金融端双维度协同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分析传统生产要素配置困境、新型要素融合机制和生产方式变革，梳理技术、数据、人才、基础设施与制度适配等现实约束，并提出相应推进路径。由此，本文将生产效率逻辑与金融信息逻辑纳入同一要素转化链条，为理解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农业生产与农村金融体系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框架。本文研究为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的相关研究提供可验证的机制命题，也为“十五五”时期农业生产端与农村金融端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加速嵌入，正推动着一场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决策为标志的产业变革。本文引入技术可供性视角，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概括为感知、认知和决策三类可供性，并结合农田空间差异性、劳动高强度性、季节性和不可逆性、知识经验性和默会性等特征，构建人工智能与农业融合的理论框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在感知可供性与农田空间变异性的适配、决策可供性与劳动高强度性的适配、决策可供性与季节性和不可逆性的适配、认知可供性与生物个体非标准化的适配、认知可供性与知识经验性和默会性的适配中展现出积极效能。然而，人工智能与农业融合进程中面临技术应用的多重挑战、数据基座薄弱、行动可供性受阻、价值实现与评估困境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场景深耕的思维纠正单纯的“技术强推”逻辑，主张从技术路径优化、数据生态建设、推广服务体系和商业模式创新等维度协同推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供给与农业生产需求更好衔接，提升技术的场景适应能力和实际应用价值。

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和核心载体，为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领域低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基础，并总结了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而提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从内在逻辑来看，人工智能具有技术可行、经济有效、治理有序等特征，能够赋能农业领域低空经济。第二，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在政策支持体系、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场景、人才队伍规模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第三，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发展依然面临政策落地仍有梗阻、技术适配性有待提升、规模化普及推广仍有难度、复合型人才缺口仍存在等关键问题。因此，应完善政策体系、突破技术瓶颈、优化产业布局和强化人才培育，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农业领域低空经济的赋能作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重塑居民消费全过程，推动消费活动从搜索、选择和购买转向表达、生成、反馈和再生成，成为扩大内需和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工具赋能与劳动对象化理论为分析坐标，提出并阐释了智能消费的双重生成逻辑，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消费变革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智能消费不是数字消费的简单升级，而是消费能力生成与消费对象生成相互耦合的经济过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工具赋能逻辑是指需求识别精准化、供给匹配智能化、体验交互沉浸化和决策辅助协同化，消费者具备参与消费生成的基础；对象化消费逻辑是指消费者将偏好、情感和创造意图转化为具体内容、服务方案、数字形象或定制化体验，实现消费者角色的重构。当前，智能消费发展仍面临工具供给不均、制度规则滞后、主体能力分化、场景转化不足和价值分配失衡等现实约束。推进智能消费高质量发展，应在夯实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完善数据产权与治理制度、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多元场景生态、强化平台协同治理等方面系统施策，进而推动智能消费扩容提质。

“十五五”时期是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互构关系视角，揭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互构机理。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通过技术转化、要素重组、组织变革和产业形态重塑四个机制，为智能经济新形态构筑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智能经济新形态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和共创分享为目标，校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然而，这一互构关系在现实中面临三重挑战：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难以有效对接，人才、数据、算力难以顺畅流动，技术红利与制度配套难以协同匹配。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以下突破路径：通过强化场景牵引、夯实数据供给和畅通技术扩散实现供需有效对接，通过完善制度设计畅通人才、数据、算力流动，通过完善就业保障、筑牢算法信任和把握治理节奏构建包容审慎的治理体系。本文为理解通用目的技术扩散与经济形态演化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种双向互动分析框架。

在中国经济迈向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探讨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数绿融合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数绿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促进企业数绿融合，经过一系列双重差分估计有效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企业数绿融合；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数绿融合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供应链话语权较低的企业、生产投资主导型地区的企业和算力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政策性资本视角丰富企业数绿融合影响因素研究，为优化政府引导基金配置、推动制造业企业数绿融合提供有益参考。

作为推动企业战略调整与企业生产资源配置优化的重要内生动力，企业家精神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通过缓解企业家短视行为、识别市场增长预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削弱了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融资约束较强、资源错配程度较高、高技术行业中，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相对减弱；而在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中，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促进了企业并购重组，这为通过外部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微观路径。本文揭示了企业家精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完善制度设计、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