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学学科经历了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四个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学科在借鉴开放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本土化创新。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学的探索历程，阐明了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拓展与深化，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涵盖经济体系与体制、开放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议题。新时代以来，动态竞争优势、制度型开放、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利共赢、赋能型贸易政策等，共同构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作为开放型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之一，东北财经大学在理论研究、平台搭建、智库建设和教材编撰等领域持续深耕，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应有贡献。

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要分支，工业工程在百余年发展中确立了以系统集成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为核心的学科范式。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构建中国工业工程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战略任务。通过系统梳理工业工程的发展脉络和中国特色工业工程的探索历程，本文凝练出“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推进”三大历史经验。中国工业工程自主知识体系已构建起包含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核心方法、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和治理机制的六模块顶层框架。该框架在理论创新、方法论升级、技术自主化、趋势适配和动态演进等方面持续发力。东北财经大学依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基础和经管学科优势，确立“经管融合、数智赋能、聚焦供应链与服务运营”的工业工程特色发展路径，在赛汝（Seru）生产调度、智慧医疗、人形机器人、供应链韧性和低空经济等研究方向取得丰硕成果，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构建中国工业工程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独具特色的东财方案，贡献东财智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基础。本文立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导向，系统阐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的演化规律与传导路径，剖析中国情境下二者匹配失衡的深层症结，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遵循阶段协同、方向一致、速度趋同、动态平衡四大规律。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兼具正向协同效应和负向冲突效应，通过技术—产业—就业、技术—技能—就业、技术—制度—匹配三条路径发挥传导作用。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失衡源于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产业转型与就业调整、区域布局与要素流动、政策体系与结构演进四重错配。本文从科技创新、转型适配、空间布局、制度保障四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形成良性互动，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高水平匹配。

中国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正处于政策驱动与技术创新双重叠加的历史机遇期。数字产业集群发展迅猛，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数字产业集群作为新型组织形态，突破了传统产业集群以地理邻近性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构建机制，亟须发掘新的理论视角解释数字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形成逻辑与构建路径。技术邻近性促进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跨时空集聚，激发了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消除了创新主体间知识交流的结构障碍，促进了集群内部形成多主体虚拟空间参与的分布式创新，在构建数字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基于技术邻近性视角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和竞争优势构建，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发力：技术相关邻近性促进组件创新，构建数字产业集群差异化竞争优势；技术无关邻近性引领互补创新，构建数字产业集群多元化竞争优势；健全技术邻近性导向的集群发展保障体系，支撑数字产业集群创新升级。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以高质量协同发展为逻辑主线，构建了“根理论—首位理论—次位理论—应用理论”四层递进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以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能力结构为互补基础，通过资源重组和能力互嵌实现耦合，由此实现指向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非线性增效。第二，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中，根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确立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首位理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层面构建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次位理论基于分工与合作理论揭示市场逻辑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及其作用边界，应用理论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解析目标兼容、决策权配置和利益风险匹配三个维度下非线性增效的实现条件。第三，本文从耦合对象和耦合深度两个维度，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划分为产业链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战略联盟模式和多元融合模式，为不同产业条件和发展阶段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实践提供模式参照。

随着算力发展和算法普及，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企业是开发和利用数据的主体，引导企业有序参与数据流通，有助于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然而，由于数据要素兼具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企业为构建与维持竞争优势，倾向于对核心异质性数据的排他性控制；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则要求推动数据充分流通，推动数据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成为可交易、可复用的生产要素。因此，如何实现企业数据有效治理、优化数据要素应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剩余权利优化配置，探析企业数据治理痛点，进而提出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企业异质性数据权益的基础上，构建企业、行业、国家多层次协同数据治理框架，消除企业因担忧权益受损而拒绝参与数据流通的顾虑。本文为如何将企业私有数据转化为共享生产要素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在市场竞争加剧和数字化转型浪潮叠加的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亟须通过战略升级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本文从人数交互视角切入，基于中国479份专精特新企业调查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方法，探究人数交互、精一创业导向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SEM结果表明，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并促进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创新先行性的形成；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创新先行性的形成，但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创新先行性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数字人力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数据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fsQCA结果识别出四类构建高竞争优势的有效组态路径，分别为“数智人力驱动技术深耕型”“数据引领细分拓展型”“数字管理驱动创新渗透型”“数据赋能市场创新突破型”，揭示了人数交互和精一创业导向的多重等效组合机制。本文研究为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通过精一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政策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工具，其实施效果亟待科学评估。本文基于2008—2023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循环经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循环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循环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政府绿色补贴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循环经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高市场竞争度企业、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政府完善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人才集聚是驱动市场微观主体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究人才集聚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传导路径和差异化实践图景。研究发现：人才集聚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时期样本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人才集聚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资源利用能力和深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述驱动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未显现甚至呈抑制效应。本文从人才空间配置视角拓展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理论边界，为优化区域人才布局、强化政策精准施策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

“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系统剖析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核心要义，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需要统筹战略与策略，以战略定力从全局、长远、大势上确保“两个毫不动摇”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策略活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通过灵活施策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面对“十五五”时期复杂的发展环境，本文以系统性制度安排、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层次实数融合、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线构建实践进路，以期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充分激发国民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全面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传统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底，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十四五”时期，传统制造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化”）转型中成效显著，但仍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中，高端化转型面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不足、产业升级节奏滞后于外迁速度、供给结构与市场竞争需求错配等困局；智能化转型面临数据共享与安全规制的协同不足、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支撑不足等困局；绿色化转型面临绿色贸易壁垒应对能力不足、低端产能退出机制建设滞后等困局；融合化转型面临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广度不足、服务化转型深陷低端锁定等困局。“十五五”时期，传统制造业需坚持补短板与锻长板并举、数字赋能与系统性转型协同、低碳生产与绿色供给并重、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赋能共进，强化“四化”之间的协同效应。推进传统制造业“四化”转型需三维发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厚植产业生态，以及重塑行业秩序。

新兴产业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厘清其技术—经济范式，明确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新兴产业具有技术成熟度较高、主导技术路线尚未完全定型、市场需求仍不确定、竞争较为激烈等特征。鉴于此，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扮演战略引导者、制度构建者、主体协调者、公共物品供给者四个角色，并发挥制定新兴产业竞争战略、健全新兴产业制度体系、解决新兴产业协调失灵问题、构建新兴产业公共物品体系的作用。“十五五”时期是新兴产业从技术积累和探索应用向大规模产业化跃迁的关键阶段，应制定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竞争政策，形成新兴产业发展合力，构建面向新兴产业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形成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格局，提升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完善新兴产业政策支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未来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打造新增长引擎的关键领域，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机遇的重要战略举措。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突破和颠覆式创新驱动，在技术、组织、市场和时间等多个维度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尽管中国未来产业仍然面临前期基础研究环节资金投入不足、创新投入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创新投入的重复投资和激励失衡风险等挑战，但与此同时，中国未来产业的培育发展将会迎来新旧技术轨道变换期开启的技术机会窗口、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释放的市场机会窗口、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健全带来的制度机会窗口。本文认为，在前瞻布局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目标导向下，中国应加快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场景的广泛应用，支持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和低碳产业壮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未来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四链融合是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创新体系理论对中国各省份四链融合水平进行了综合测算，并系统分析了中国各省份四链融合的总体格局、时空演进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四链融合水平总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区域差异依然显著，长三角、粤港澳等东部沿海区域显著领先，黄河流域上游等中西部区域相对滞后。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普及率、专利保护、财政科技支出与制造业基础等因素对融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金融业比重过高、企业科研机构人员过度集聚等因素则会抑制四链融合。进一步的时空演进分析表明，全国及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均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夯实制造业基础、提高交通通达度及促进高校科研资源集聚能够加速欠发达区域四链融合水平的提升，而数字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则会强化发达区域优势。由此本文认为，应强化企业需求对基础研究的牵引作用，加强有组织科研；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引导金融精准赋能科技创新；夯实欠发达区域制造业基础与交通基础，促进科研资源集聚与产业承接；引导发达区域数字化服务与知识产权服务外溢，推动形成因地制宜的发展态势。

产业链现代化以打造竞争力强、创新力强、附加值高、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的产业链为基本目标，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基本途径，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链现代化在具体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体制机制改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等方面有较多重要论述。当前，中国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面临核心环节自主可控能力不足、产业基础高级化在关键领域瓶颈依然突出、路径依赖放缓产业链高端化步伐、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程度不高、产业链协作机制有待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提升等问题。为加快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要在加强产业链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强化全链条国产替代和标准引领、推进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产业—人才”良性循环、提高产业链关键环节国内根植性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稳定等方面发力。

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健运行至关重要。本文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2015—2024年贸易数据，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及其七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行了测度及评估。结果表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处于中等水平，进口端供应链有隐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掌控能力弱，但产业国际竞争力呈现上升态势，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良好产业支撑。当前，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部分关键核心技术进口占比较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存在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不足，产业生态系统亟待完善；产业发展质量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偏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美国等西方国家纵深推进“去中国化”。对此，应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工程，加快破解“卡脖子”难题；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增强产业根植性；推进数智化转型，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强化国际合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在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实的关键阶段，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本文突破单一维度的分析范式，基于系统理论，深入剖析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意义：金融强国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旨在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失衡，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循环不畅等深层次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整体性、结构性、协同性、开放性与安全性的分析框架，阐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系统逻辑。该框架强调，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多重制度维度上实现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针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高、风险防控压力突出等“大而不强”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四大实践路径：以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为导向，统筹局部突破与整体协同；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核心，优化融资结构与机构体系；以构建兼顾开放与安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为保障，提升金融体系韧性；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支撑，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本文研究表明，坚持以系统理论为方法论指引，能够高效实现中国金融由“大”向“强”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