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学学科经历了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四个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学科在借鉴开放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本土化创新。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学的探索历程，阐明了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拓展与深化，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涵盖经济体系与体制、开放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议题。新时代以来，动态竞争优势、制度型开放、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利共赢、赋能型贸易政策等，共同构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作为开放型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之一，东北财经大学在理论研究、平台搭建、智库建设和教材编撰等领域持续深耕，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应有贡献。

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要分支，工业工程在百余年发展中确立了以系统集成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为核心的学科范式。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构建中国工业工程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战略任务。通过系统梳理工业工程的发展脉络和中国特色工业工程的探索历程，本文凝练出“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推进”三大历史经验。中国工业工程自主知识体系已构建起包含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核心方法、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和治理机制的六模块顶层框架。该框架在理论创新、方法论升级、技术自主化、趋势适配和动态演进等方面持续发力。东北财经大学依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基础和经管学科优势，确立“经管融合、数智赋能、聚焦供应链与服务运营”的工业工程特色发展路径，在赛汝（Seru）生产调度、智慧医疗、人形机器人、供应链韧性和低空经济等研究方向取得丰硕成果，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构建中国工业工程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独具特色的东财方案，贡献东财智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基础。本文立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导向，系统阐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的演化规律与传导路径，剖析中国情境下二者匹配失衡的深层症结，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遵循阶段协同、方向一致、速度趋同、动态平衡四大规律。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兼具正向协同效应和负向冲突效应，通过技术—产业—就业、技术—技能—就业、技术—制度—匹配三条路径发挥传导作用。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失衡源于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产业转型与就业调整、区域布局与要素流动、政策体系与结构演进四重错配。本文从科技创新、转型适配、空间布局、制度保障四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形成良性互动，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高水平匹配。

中国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正处于政策驱动与技术创新双重叠加的历史机遇期。数字产业集群发展迅猛，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数字产业集群作为新型组织形态，突破了传统产业集群以地理邻近性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构建机制，亟须发掘新的理论视角解释数字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形成逻辑与构建路径。技术邻近性促进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跨时空集聚，激发了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消除了创新主体间知识交流的结构障碍，促进了集群内部形成多主体虚拟空间参与的分布式创新，在构建数字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基于技术邻近性视角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和竞争优势构建，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发力：技术相关邻近性促进组件创新，构建数字产业集群差异化竞争优势；技术无关邻近性引领互补创新，构建数字产业集群多元化竞争优势；健全技术邻近性导向的集群发展保障体系，支撑数字产业集群创新升级。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以高质量协同发展为逻辑主线，构建了“根理论—首位理论—次位理论—应用理论”四层递进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以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能力结构为互补基础，通过资源重组和能力互嵌实现耦合，由此实现指向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非线性增效。第二，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中，根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确立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首位理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层面构建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次位理论基于分工与合作理论揭示市场逻辑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及其作用边界，应用理论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解析目标兼容、决策权配置和利益风险匹配三个维度下非线性增效的实现条件。第三，本文从耦合对象和耦合深度两个维度，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划分为产业链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战略联盟模式和多元融合模式，为不同产业条件和发展阶段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实践提供模式参照。

随着算力发展和算法普及，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企业是开发和利用数据的主体，引导企业有序参与数据流通，有助于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然而，由于数据要素兼具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企业为构建与维持竞争优势，倾向于对核心异质性数据的排他性控制；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则要求推动数据充分流通，推动数据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成为可交易、可复用的生产要素。因此，如何实现企业数据有效治理、优化数据要素应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剩余权利优化配置，探析企业数据治理痛点，进而提出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企业异质性数据权益的基础上，构建企业、行业、国家多层次协同数据治理框架，消除企业因担忧权益受损而拒绝参与数据流通的顾虑。本文为如何将企业私有数据转化为共享生产要素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在市场竞争加剧和数字化转型浪潮叠加的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亟须通过战略升级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本文从人数交互视角切入，基于中国479份专精特新企业调查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方法，探究人数交互、精一创业导向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SEM结果表明，数字人力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并促进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创新先行性的形成；数据资源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创新先行性的形成，但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创新先行性对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数字人力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数据资源通过技术导向、细分市场导向和创新先行性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fsQCA结果识别出四类构建高竞争优势的有效组态路径，分别为“数智人力驱动技术深耕型”“数据引领细分拓展型”“数字管理驱动创新渗透型”“数据赋能市场创新突破型”，揭示了人数交互和精一创业导向的多重等效组合机制。本文研究为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通过精一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政策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工具，其实施效果亟待科学评估。本文基于2008—2023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循环经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循环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循环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政府绿色补贴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循环经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高市场竞争度企业、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政府完善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人才集聚是驱动市场微观主体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究人才集聚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传导路径和差异化实践图景。研究发现：人才集聚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时期样本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人才集聚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资源利用能力和深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述驱动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未显现甚至呈抑制效应。本文从人才空间配置视角拓展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理论边界，为优化区域人才布局、强化政策精准施策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要素组合、变革农村金融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以要素重构为核心，构建农业生产端与农村金融端双维度协同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分析传统生产要素配置困境、新型要素融合机制和生产方式变革，梳理技术、数据、人才、基础设施与制度适配等现实约束，并提出相应推进路径。由此，本文将生产效率逻辑与金融信息逻辑纳入同一要素转化链条，为理解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农业生产与农村金融体系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框架。本文研究为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的相关研究提供可验证的机制命题，也为“十五五”时期农业生产端与农村金融端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加速嵌入，正推动着一场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决策为标志的产业变革。本文引入技术可供性视角，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概括为感知、认知和决策三类可供性，并结合农田空间差异性、劳动高强度性、季节性和不可逆性、知识经验性和默会性等特征，构建人工智能与农业融合的理论框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在感知可供性与农田空间变异性的适配、决策可供性与劳动高强度性的适配、决策可供性与季节性和不可逆性的适配、认知可供性与生物个体非标准化的适配、认知可供性与知识经验性和默会性的适配中展现出积极效能。然而，人工智能与农业融合进程中面临技术应用的多重挑战、数据基座薄弱、行动可供性受阻、价值实现与评估困境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场景深耕的思维纠正单纯的“技术强推”逻辑，主张从技术路径优化、数据生态建设、推广服务体系和商业模式创新等维度协同推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供给与农业生产需求更好衔接，提升技术的场景适应能力和实际应用价值。

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和核心载体，为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领域低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基础，并总结了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而提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从内在逻辑来看，人工智能具有技术可行、经济有效、治理有序等特征，能够赋能农业领域低空经济。第二，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在政策支持体系、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场景、人才队伍规模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第三，农业领域低空经济发展依然面临政策落地仍有梗阻、技术适配性有待提升、规模化普及推广仍有难度、复合型人才缺口仍存在等关键问题。因此，应完善政策体系、突破技术瓶颈、优化产业布局和强化人才培育，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农业领域低空经济的赋能作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重塑居民消费全过程，推动消费活动从搜索、选择和购买转向表达、生成、反馈和再生成，成为扩大内需和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工具赋能与劳动对象化理论为分析坐标，提出并阐释了智能消费的双重生成逻辑，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消费变革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智能消费不是数字消费的简单升级，而是消费能力生成与消费对象生成相互耦合的经济过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工具赋能逻辑是指需求识别精准化、供给匹配智能化、体验交互沉浸化和决策辅助协同化，消费者具备参与消费生成的基础；对象化消费逻辑是指消费者将偏好、情感和创造意图转化为具体内容、服务方案、数字形象或定制化体验，实现消费者角色的重构。当前，智能消费发展仍面临工具供给不均、制度规则滞后、主体能力分化、场景转化不足和价值分配失衡等现实约束。推进智能消费高质量发展，应在夯实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完善数据产权与治理制度、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多元场景生态、强化平台协同治理等方面系统施策，进而推动智能消费扩容提质。

“十五五”时期是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互构关系视角，揭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互构机理。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通过技术转化、要素重组、组织变革和产业形态重塑四个机制，为智能经济新形态构筑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智能经济新形态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和共创分享为目标，校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然而，这一互构关系在现实中面临三重挑战：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难以有效对接，人才、数据、算力难以顺畅流动，技术红利与制度配套难以协同匹配。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以下突破路径：通过强化场景牵引、夯实数据供给和畅通技术扩散实现供需有效对接，通过完善制度设计畅通人才、数据、算力流动，通过完善就业保障、筑牢算法信任和把握治理节奏构建包容审慎的治理体系。本文为理解通用目的技术扩散与经济形态演化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种双向互动分析框架。

在中国经济迈向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探讨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数绿融合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数绿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促进企业数绿融合，经过一系列双重差分估计有效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企业数绿融合；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数绿融合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供应链话语权较低的企业、生产投资主导型地区的企业和算力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政策性资本视角丰富企业数绿融合影响因素研究，为优化政府引导基金配置、推动制造业企业数绿融合提供有益参考。

作为推动企业战略调整与企业生产资源配置优化的重要内生动力，企业家精神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通过缓解企业家短视行为、识别市场增长预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削弱了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融资约束较强、资源错配程度较高、高技术行业中，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相对减弱；而在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中，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促进了企业并购重组，这为通过外部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微观路径。本文揭示了企业家精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完善制度设计、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